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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977年的这近12年的历史时间段，被后来的精英人士称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饱受争议和批评。
通常的说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导致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这个说法是对真实历史的极大误解或者说有意歪曲。
旧考试制度的问题及“取消高考”线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究其原因，虽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始终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到时代结束，城乡差别依然显著存在，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大；新中国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能够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能够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在这种情况下，高考成了个体寻求阶层上升的通道，新中国前十七年也不例外。
因为客观存在的阶层差别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进一步拉大，这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
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是有共识的。
另外，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线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
“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真实的情况！”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
并不是要简单地给旧的考试制度画上休止符，而是要紧接着探索新的教育升学模式。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谈。
1966年，由于群众运动形势的影响，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成了三年；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说明，（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
“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这段线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而另一方面，从1968年底开始，就有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极大的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大大充实了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
另外，当时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
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快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平目标慢慢的接近，这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电影《决裂》就反映了当时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工农群众生产斗争实践所亟需的——电影的内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识精英嘲笑的。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个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慢慢的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能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即便不采信美国科学家的观察，那些对于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也根本没办法解释时代快速工业化的历史事实。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教育培训通道，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基于当时的财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围地支持基础领域的研究。但是，时代对基础研究并不是不重视，而是需要更加高瞻远瞩战略部署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把钱花在刀刃上”。
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则是数学家陈景润，事实上，当时国家很看重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陈景润的研究是在时代进行的，成果是在1973年在国内的《中国科学》刊物发表并轰动世界的。只不过，陈景润的事被1977年的《光明日报》用春秋笔法一改写，就完全不那么回事了……
按照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方向，在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已经积累起来以后，基础领域的教学、科研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钱学森在晚年也不必发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的天问了。
毛主席教育革命，在培养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才的同时，又促进了教育的均等化和社会的平等化，与之同时却阻断了掌握更多资源的精英将阶层优势进行代际传播，因而才遭遇了大量的误解和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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